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的首页写了以上的话。他提及的波拉斯(Polus)是柏拉图的对话集《乔治亚篇》(Georgias,448c,461b-c)中的一个人物,其中的主题之一就是讨论专业知识的性质。因此,古希腊的两位伟大哲学家都很关注技艺(希腊原文是techne:他可以译为“技艺”、“技巧”、“专长”,有时甚至是“科学”)与经验的关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技艺包含了而不是仅仅集合了过去的经验。在更早的文章段落里,亚里士多德根据人类更为发达的认知能力将他们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其他动物仅靠印象和记忆生活,它们之间很少分享经验;而人类则依赖技艺和推理为生”。一种经验就是由归纳而获取的信念。一般而言,这种信念能够适用于新出现的情况。在亚里士多德所举的医学事例中,我发现同样的治疗对罹患某种可以认识到的相似疾患(这涉及记忆)确有裨益;而且我由此形成了如下判断:它将在所有同类情况下都有所助益。但这种一般信念,即使它远非单单是对过去情景的各种记忆的集合(因为它被认为能指导行动,所以受到肯定),而仍不能称之为技艺。

    还需要其他什么东西?技艺或实用科学的概念在古代世界的科学和哲学两方面都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医学是否能够渴望成为远非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那类经验的集合的问题成了希腊医学认识论中的关键性的方法问题。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将医学视为这样一种实用科学最重要的例证绝非偶然。迄至约公元前350年,希腊医学已就有关治疗和预后的问题争论了100多年,而且也涉及科学的理论基础。一份希波克拉底文集中的早期文献———《论古代医学》,主张医学一旦陷入关于人体生理学的元素基础的毫无结果的争论中,便已偏离了正途;脱离了对于某种摄生法与健康和疾病的详细的经验观察,医学便远离了其成功的源泉。医疗主要靠饮膳;患者的健康状况应根据症状学来确定;而食物则应依其各自可明显观察到的成份(甘、苦、酸味等)分成若干类别,而不是任意按其中的元素来假设。

    然而,《论古代医学》的作者所激烈反对的,是关于(在某种意义上来自人体构成的)一种少量储存的(有时仅仅是一种)基本实体存在的假定,以及反对只有当这些成份为人所理解时才能够成功地进行医疗实践的假设,这早已牢固地确立了其地位。而理论家们却未达成共识。例如,被某些人归之于黄胆汁占优势的情况,其他人则视之为火盛的结果。而且,(正如《论古代医学》的作者所强调的那样)似乎没有明显的办法解决这些纷争。这一系列问题在稍后的希腊医学史上被重新提出。医学被认为是一种非常接近科学的体系。可这是为什么?不确定性是否导源于难以决定何时及在何种程度上应用技艺的定理?或者,是技艺的原理本身不完全准确,只适用于大部分情况(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否因为他们所描述的事物状况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这些定理能否按照进一步的经验提炼,而产生一种较好(或者更实际的)经验上的适应性?

    这些问题已讨论了许多世纪,而且它们仍处于持续到盖仑时代的希腊各种医学流派之间关于科学认识的争论的核心,这些讨论始终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内进行着。如果医学是一门地地道道的技艺(techne),那么它就不必涉及关于事物的适当的因果关系的理解吗?仅仅是一套建构于过去经验基础上的纯粹理性期望将不能满足技艺的需要了。

    大约一代人之后,来自亚历山大省的伟大解剖学家的希罗费罗斯(Alexandria Herophilus)写道:“首先描述现象,即使他们并不重要。”他还声称所有的因果解释都是假设的和临时性的。希罗费罗斯的学生塞拉皮奥(Serapion)创立了经验主义的医学派。经验主义是理论化的、病原学的医学不共戴天的对立面;而当他们在自身对于是否任何一种推理都可以进入医学体系意见纷争之时,甚至该学派那些疏于推理的成员们也可能只接受一种经验的推理方式,即对可观察到的各种相互联系的经验概括。经验主义医生们依赖亚里士多德在《认识论》里所描述的那种正确经验:你只要见过用类似疗法成功治愈足够数量的同类病例,就可由此假设该疗法在此后的同类病例中将会屡试不爽。这是所有医生都需要而且能够做得到的:一个人不可能在形成“科学的”医学的理论基础的诸理论实在之间建立种种隐蔽的联系。但是经验主义者并不是对任何事都能为所欲为。阿斯克累皮尔德(Asclepiades)写于公元前125年的文字抨击了经验主义者的自相矛盾:他们说以经验为依据的联系在成为定理之前需要许多次的观察———但到底要多少次才行?而且,他们还谈到“相似情形”的再现,可没有哪两次生病是一模一样的,任何人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情况是与他人相同的。因此,他们本来需要对相应的类似情况做出解释,却不能提供一种,既然它可以精确地预先假定与事实相似的理论,并且成为他们所抛弃的相似条件的根基。

    经验主义者们对这些反对的声音做了认真的回答;而这些争论直到公元2世纪盖仑予以报告时仍很激烈。事实上,正是盖仑自己的综合性研究最终才使这场争论平息下来,至少希腊—罗马文献中是这样。盖仑是一位理论家,他相信对于最好的内科医生而言,对人体基本结构成份的适当理解是必需的。就其盛行的年代而言,经验主义就其过去而言是好的,而经验主义者们也能够成为疗效卓著的从业者。但他们的实践因为拒绝支持理论性推理而有致命的局限性,而这类理论推理能使技艺娴熟的医生理解他以往从未经历过的情形的特质,并由此不再仅仅依赖臆测。

    确实,盖仑能够说明有技能的经验主义者成功的关键所在:他们仅仅看到了可观察的现象有规律的巧合,这些现象显示了以因果关系为基础。老练的理论家能够用判断和充分推理推断出那些联系,并由此在坚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的医学。但这并非易事,而且如果没有对健康方面经验的证实过程的理解,也无法做到这一点。盖仑,在这方面象其他许多人一样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科学的理解和合适的实用性科学都需要理论基础,而它包括探索精确定理的形式,事物间因果关系的解释。但这类解释只有在作为持久和强有力的经验探究时才能发现。

    在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医学与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许多方面颇有教益。他们促使希腊医生们比他们的现代西方同行对其学科的理论基础有更为自觉的思考。对某些情况或对其显而易见的痊愈来说,较好的解释究竟是什么?如果医学无视对这些解释答案的探求,它能取得何种程度的成功?最终,如果这些“解释”被证实不充分的话,医学又能取得何种程度的成功?盖仑,即使他自己的理论存在许多缺陷(至少从现代西方观点来看是如此),他却看到医学作为一门实用的科学,是一样需要经验和理论之间密切相互合作的活动。在西方,至少在最近数十年中,令人惊叹的实际进步(尤其是在微生物感染的治疗方面,及在免疫学和医疗技术方面)已趋于使医生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视而不见。尤其是,某些流行的理论成见有时已导致他们怀疑或无视经验的证据(想想目前流行的,缓慢变化的和严重自相矛盾的对针麻的态度)。或许中国人将传统医学生机勃勃的遗产与西方以技术为基础的研究结合起来的经验将会更好地有从历史上吸取这类教训的更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