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创造了“人的理性”，思想在希腊变成了思辨的思想———这既是“希腊的奇迹”，也是希腊哲学的“明珠”。希腊哲学不仅是西方哲学的开端，更是西方哲学的摇篮。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中最富有启发性的部分，它基本上规定了现代哲学之前长达两千多年西方哲学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著名的英裔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在谈到西方哲学和柏拉图的关系时甚至发出感叹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

    恩格斯曾经非常突出地强调了古希腊哲学对于现代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断言现代哲学或理论自然科学若要“迈步前进”，首先就必须“达到对希腊哲学的真正认识”。恩格斯给出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古希腊思想的辩证性质。二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如果理论自然科学想要追溯自己今天的一般原理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它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应该看到，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在西方哲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

    我们之所以“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并非仅仅出于“追溯”我们现代哲学和理论自然科学的“历史”的需要，并非仅仅出于一种“历史”的兴趣，更重要的还在于希腊思想一直是现代哲学思想“生成”和“发展”的一项根本酵素。尼采就是在反思古代希腊的“悲剧意识”和“酒神精神”的过程中构建起他自己的超人哲学的。海德格尔的“在”的哲学，从源头上看，无非是在“重新提出”古希腊人曾经思考过的“在的意义”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在他看来无非是“希腊精神”在当代欧洲的“再生”。“我们所说到的理性是高贵的和真正意义上的理性，是原本的希腊意义上的理性”。那么，真正的、原本的希腊意义上的理性又是什么呢？

    早期自然哲学的“思辨理性”

    在早期自然哲学阶段，希腊哲学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理性批判。希腊哲学正是在这种理性批判过程中进入哲学阶段的。泰勒斯之所以被称为希腊哲学的奠基人，就在于他在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实施了这种理性批判，从而使他的关于产生事物及事物演化的始基，即“自然本性”的学说，成了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全新”的东西。在泰勒斯那里，希腊神话中原本“隐含”着的、关于变化的一种恒久基础及一种原始物质的观念“，首次”“突出“”明白”地以一种概念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就是：存在着一种东西，是其它事物产生的始基，世界万物产生于它，最终又复归于它；它在从属它的变化万端的各种性质底下，本身不变地潜在着，它是一切事物的元素或不灭的物质；这种“自然本性”就是水。这样，他就不再是以一种“拟人式”的表现来说明实在世界，而是以一种“经验中的实在的东西”来作为它的基础和始基。泰勒斯不仅在研究精神方面区别于前人，而且在方法上也区别于前人。如果说在传统神话中创世思想只是一种“叙述”和“宣布”，而泰勒斯则想“给出理由”，其方式有两种：一是我们所谓“经验归纳”，二是我们所谓“演绎”或“推证”。他之所以断言“水是万物的始基”，首先是因为他“看到”一切都来自水的一种变化，并且以后又恢复到水，然后，他就以一种极大胆的类化，把这一观察的结果推广到了全部的事物。不仅如此，泰勒斯还进而从“水是万物的始基”出发推证出一系列结论，如“地在水上”“、大地固定不动”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昂利·贝尔宣布：“希腊创造了‘人的理性’。”在早期自然哲学阶段，希腊哲学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它的鲜明的思辨性质。昂利·贝尔曾经十分强调地指出“：思想在希腊取得了这样新的性格———它变成了思辨的思想———这是‘希腊的奇迹’的一个方面。”这一阶段希腊思想家的一个相当明显的卓越之处就在于他们始终怀抱着一种高尚的理想：“对事物永恒秩序的不计利害的爱（”米劳德）或“逻辑地作解释的需要（”拉朗德）。而他们也正是在这一理想的鼓舞下，在“诗人的色彩鲜明、气韵生动的世界”之外又享受“理解的快乐”。这不仅是希腊思想史上的一次进化，而且也是人类本身的一次大的进化。我们知道，这种精神活动经历了两个很不相同的阶段。一个是“自然主义”阶段，另一个是“人本主义”阶段。诚然，希腊思想的这种思辨特征更为鲜明地表现在后一个阶段，但是，即使在“自然主义”阶段，精神也已经开始和自然相对立，并且企图占有自然；它尝试着提出一切可能解释事物的变化的假设，虽然这并不是丝毫不依靠一些实证的观察。在泰勒斯那里，我们便已经看到了他不仅是在“就事论理”，而且也已开始了“就理论理”。这种思辨品格在后来的哲学家身上都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体现出来了。如希腊思想的这种思辨特征在巴门尼德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他以“真理之路”和“意见之路”把逻辑思想和经验思想鲜明地对置起来，把“可思”和“可感”对置起来，把逻辑思维对象和“物理实在”对置起来，把逻辑学和物理学对置起来。他发现了思想的基本规律：矛盾律。他实在是“思辨的本体论，以及更一般地是整个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辨理性”

    就“思辨理性”而言，如果说早期自然哲学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这一特征的话，那么希腊哲学的这一品格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身上则更充分地展现了出来。

    早期哲学尽管也表现了希腊思想的思辨品格，但当时的哲学思维毕竟是在“物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的，毕竟带有某种经验论色彩。而在柏拉图那里，情况则全然不同。因为按照他的理念论，理念是全然不同于感性事物的，尽管感性事物是分有理念才得以存在的。同时，与他的理念论相对应，柏拉图在认识论上不仅把“知识”同“意见”区别开来，而且还进而区分了认识的四个等级：“想象”“、信念”“、理智”和“理性”，尤其是他对“理性”与“理智”的区分，生动地体现了他的哲学的思辨性质、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特征。因为，在柏拉图看来，理智虽然属于第二等级的知识，其对象从总的来说属于可知的理念和理念世界，但确切地说，则是各种数理实体，亦即数学和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些数理实体既与可感事物不同，也与纯粹理念不同。因此，心智便不能从和善的理念的联系中，只通过从理念到理念的推理来研究数理对象，而必须凭借假设（包括可见的图形或其他符号）来认识它们，因而依然尚未完全摆脱感官知觉的限制。因此，在一个意义上“，理智”的认识依然是在“做梦”，它所得到的尚不是“真正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科学”。柏拉图把这种“理性”的科学叫做“辩证法”。他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把他的辩证法作为“最高的学问”“，摆在一切科学之上，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石或顶峰”，形象地把它比喻为“主要乐曲”，至于其他各种学问，包括数学和一切科学都只不过是插曲或“前奏曲”。众所周知，柏拉图的辩证法是一种以一般概念（“理念”）的相互关系和运动变化，尤其是以“最普遍的理念”或“最普遍的种”的相互关系和运动变化，以概念和推理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是一种探求范畴（“理念”）体系的方法。所以，第欧根尼·拉尔修称柏拉图为辩证法或第三哲学的创始人。

    柏拉图的这种思路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虽然有所修改，但也得到了贯彻。首先，亚里士多德不仅把“理念科学”径直界定为“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对真理的纯‘思辨’的研究”，而且还把“神学”，即他所谓研究“有”之为“有”的科学，称为“第一哲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我们有三门理论科学或思辨科学：数学、物理学和神学；他们虽然同属于思辨科学或理论科学，但由于其思辨程度不同而分属三个不同的等级；而且其中最为思辨或最为抽象的，在本体论上便是真实的。这样，他之所以称神学为“第一哲学”，就是因为惟有神学才是最思辨的，因而也才是在本体论上最真实的。当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撰者把他的关于“有之为有”的著作，称为《后物理学诸书》的时候，很显然，它是一种思辨性更强的学问。其次，亚里士多德虽然在其科学分类中没有给逻辑留下什么位置，但这倒不是因为在他看来逻辑不重要，而是因为在他看来，逻辑或辩证法应当成为建立各门科学的基础或工具。最后，在伦理学说中，亚里士多德虽然区分了“知德”和“行德”，但他还是突出地强调了“知德”的优先地位。因为在他看来，“知德”是一种同纯粹的思辨生活或沉思生活直接相关的美德。这样，由“行德”或“伦理的德性”的带来的幸福虽然重要，但是尚不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幸福在于人的最好的部分即纯粹思想的德性或优点。因为低级的东西之中有它的存在理由，低级的东西是为了高级的东西而存在的。而纯粹思想是在我们之中的“神性”的东西。我们之中的“更高的生活”就是“理论”的生活“、思辨”或“默想”的生活，而这种生活的德性就是“智慧”或“纯粹思想”。

    综上所述，希腊创造了“人的理性”，思想在希腊变成了思辨的思想“，思辨理性”可谓希腊人创造的奇迹，它如同希腊哲学的一颗耀眼“明珠”，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