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22~24日,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举办了“希腊与中国古代哲学比较”(ComparativeAncientPhilosophy: Greek and Chinese)研讨会,来自英国、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美国、瑞典、丹麦、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等大学与研究单位的20余位学者会聚一堂,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讨论的形式以对话为主,因此这次研讨会堪称一次跨越时空的哲学对话。该会涉及10大论题,包括语言、悖论、变化、评注、美学、行动、自我、政治哲学、理性与感受以及仪礼。每论题设定两位发言人,按顺序先“希”后“中”各表。牛津大学勃宁(NicholasBunnin)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林振国(Chen-kuo Lin)从语言分析角度,分别论述了苏格拉底的名称学说和瑜伽修行学派的真理方法。在他们看来,苏格拉底的批评与建议是颇为可取的,那就是我们应当从事物本身出发去弄清事物的真相或真实本性,而不应当局限于事物的名称,因为古代那些重要名称的立法者所命名的对象是变化不居的世界,而非恒久不变的世界,故此会有重大变故与失误。因此,哲学家应当采用适当的方法,一方面要验证那些业已接受的名称,另一方面要以真名称来取代伪名称。在此,中国古代哲学的正名学说,可作为一种颇有参照意义的比较视域。

    剑桥大学詹姆斯(Eric James)与香港科技大学冯有明(Yiu-ming Fung)专论悖论问题,前者侧重解释芝诺悖论的要旨与概念自律性;后者侧重阐明中国传统思维的关联理性特征。西方的汉学家如格罗奈(MarcelGranet),李约瑟(JosephNeedham),格罗姆(A. C. Graham )与安乐哲(RogerAmes)等人,在分析中国的思维习惯与特点时,一般因袭“关联思维”这条线索,将其与分析思维对立起来,认为前者含有“非逻辑”、“前逻辑”或“非理性”的意味。实际上,关联思维依然属于理性空间内的思维,或者说是一种关联性或联想性的分析思维。把平行论视为关联思维的特征,实属误解。在中国古代哲学里,平行论的逻辑特征主要显现为理性思维的语义敏感性而非句法敏感性。与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的悖论不同的是,先秦思想家的悖论学说,不是源于理论关注,而是出自实际需要,因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物性思维模式”而非“形式思维模式”。威尼斯大学纳达利(CarloNatali)与哥本哈根大学尼尔森(BentNielsen)均以变化为题,前者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事件理论为分析对象,揭示人类制造活动与自然事件变化间的类似性;后者根据《系辞传》的要义,剖析变化中的创造性与易变转化的多维向度。东安吉利亚大学奥斯本(CatherineOsborne)与伦敦大学福瑞尔(Bernhard Fuehrer)分别从评注与集注的角度,探讨解读古代哲学的方法及其影响。奥斯本比较推崇近古时期希腊学者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评注,认为这些评注具有原创性和独立性。符合学理的评注乃是一项可以创新和推动哲学发展的重要活动。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评注或集注,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重要典籍的集注如汗牛充栋。福瑞尔发现中国集注的策略因人而异,其导向相应有别。譬如,东汉经学家赵歧所撰的《孟子章句》侧重于治国术与政治学,宋代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孟子集注》则侧重于哲学,各自产生的历史影响与学术导向大不一样。细读文本是贴近和把握原义的重要一环。

    谈及美学,杜伦大学库珀(David Cooper)就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艺术价值观进行了比较,认为柏拉图在《理想国》第10卷中对艺术的态度,不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以及《政治学》中对艺术的态度那么友善,但若比较一下他们对音乐教育作用的论述,就会发现现代学者很容易夸大他们之间的差异,其实这两人都强调音乐在人格和德性形成方面的重要性。但由于两者对情感在道德中的地位持不同态度,因此对音乐教育职能的理解有所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柯平以墨荀乐辩为例,一方面分析了墨子反审美和荀子重审美的基本意向,另一方面探讨了墨子的否定性功利主义与荀子的肯定性功利主义所产生的思想根源以及社会原因,同时进一步阐明了墨荀两人对音乐生成本质的基本认同与实现音乐理想的先决条件。相比之下,墨子的非乐失之简约,虽有一定道理,但却有悖于常情;荀子的乐论,虽颇为周备且富有人性,但却赋予音乐过多承载,因此失之于空泛。

    关于行为,哲学家更多是从伦理学角度予以审视。北京师范大学廖申白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方法,分析了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问题,认为亚氏的责任观念可分为薄厚两层含义:前者基于自愿的概念,后者基于选择的概念。为了说明前者,亚氏凭借的是“绝少的起因”与“暂时的选择”;为了说明后者,他只是求助于“原初的选择”。实际上,仅仅利用这种方式想要说明责任还会遇到更多的难题。关于中国早期哲学中的行为概念,肯尼恩学院肖阳比较了孟子和庄子的思想,论述了自我、人心、人性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孟子与亚氏的行为能力观念及其异同问题,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比较哲学问题。与行为密切相关的是自我问题,利物浦大学克拉克(Stephen Clark )从普洛丁的二元论思想来论述自我观念。杜克大学大卫·王(DavidWong)则从早期道家倡导的天人合一思想角度,探讨人类身份的关系特征,认为我们的思想、感受与行为与人类以及非人类的他者密切相关。

    在政治哲学方面,伦敦经济学院柯尔曼(JanetColeman)基于亚里士多德论友情的学说,从历史语境出发重新审视了建立和维系重要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巴黎INALCO研究所安妮·程(Anne Cheng)基于中国古代的君权观念,论述了儒家和谐思想与衡量公民权利的内在矛盾。关于理性与感受的问题,剑桥大学莱恩(Melissa Lane)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主要参照文本,逐一分析了理性、感受与伦理学的功能与相互作用。斯德哥尔摩大学洛登(Torbj rnLodén)根据孟子与荀子的思想,阐述了理性、感受与伦理学三者的特点与互动关系。最后讨论的是礼仪问题,纽约州立大学余纪元采用比较哲学的方法,参照孔子所倡导的礼仪观,阐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精神、人类习惯和德性修为学说。剑桥大学施特克斯(Roel Sterckx)以中国的古代哲学与宗教活动为背景,详尽地描述和分析了早先的祭祀仪式及其特殊效用。

    会议终场讨论由剑桥大学的劳埃德爵士(SirGeoffrey Lloyd)和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主持,特邀中国的姚介厚教授进行总评。姚先生认为此次讨论会的特点之一是与会者先行阅读所有论文,随后采用了相互评点对方论文的方式,这样有助于与会者在反思中追问,于评点后回应,营造一种活跃而深入、热烈而严肃的对话气氛。当然,这种对话需要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出发,通过溯本探源式的研究以便了解他者,同时又借鉴他者更好地认识自己。目前,在文化全球化或全球地域化的背景下,要想增进相互理解的深度和达到跨文化交流沟通的目的,哲学对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日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