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从芝诺到柏拉图等人的“论辩术”称为狭义的论辩术,亚里士多德也在这种狭义的意义上使用过这个名称,但他对“论辩术”有广义的理解,不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具体的论辩方法,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逻辑研究。

    1.证明的论证与论辩的论证。亚里士多德把论证分为证明的论证和论辩的论证,他的论辩术”指的就是论辩的论证。他说:“我们必须区分论辩的论证有多少种类,它们有归纳和推理两类。推理是什么前面已经说过,归纳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论辩篇》)①他这里说的“前面已经说过的推理”指的是什么呢?“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些被设定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然地由此产生。当推理由以出发的前提是真实的和原初的,或者当我们对于它们的知识是来自于原初的和真实的前提时,这种推理就是证明的。从普遍接受的意见出发进行的推理就是论辩的推理。”(《论辩篇》)有学者把上文中“必然地由此产生”译为“由此必然地得出”,两者差别很大。前者强调结论必然得依赖于前提而做出,因而依赖于什么样的前提就显得很重要,至于由前提推出结论的过程,则未必是必然的;后者明显强调的是必然的推出过程。后者只适合于用来翻译亚里士多德对“完善的三段论”的说明和描述(《前分析篇》),而不适合于在这里用来区分证明的推理和论辩的推理。他在《前分析篇》中对证明的推理和论辩的推理所作的区分同样说明:区分的标准在于推理依赖什么样的前提,而不在于什么样的推出过程(参见《前分析篇》)。论辩的论证与证明的论证的主要区别是推理所依赖的前提不同。证明的推理以原始的和真实的命题为前提;论辩的推理以普遍接受的意见为前提。“所谓普遍接受的意见,是指那些被一切人或多数人或贤哲们,即被全体或多数或其中最负盛名的贤哲们所接受的意见。”(《论辩篇》)根据推理的前提来区分推理的类型是非常新鲜和有趣的,这恐怕是亚氏非常重视其定义理论的一个主要根源。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广义的论辩术指的是论辩的论证技术。狭义的论辩术指的是起源于芝诺的归谬式反驳。在辩论中,甲方向乙方提出问题,要乙方回答。甲方便以乙方的回答(乙方的论点)为前提进行推理,得出矛盾的或荒谬的结论,于是反驳了乙方的观点。他把这种推理叫做“从假设开始的推理”(《论辩篇》),它只是论辩的论证中的一种。然而,即使在狭义论辩术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也并不像从芝诺到柏拉图那样只善于应用这一方法,而是对这一方法作了多方面的逻辑研究,其中包括了对其最成熟的逻辑理论即直言三段论的研究。以下我们在广义上使用“论辩术”这个词。

    2.“论辩术”的原理。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理论可以看作是“论辩术”的原理。“论辩术”与定义理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论辩首先要分析所提出的论辩的问题或论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分析的论题主要是具有“X是Y”和“X不是Y”这种主谓形式的命题。对于主谓式命题来说,重要的是看谓词对主词述说了些什么,谓词对主词是什么关系,谓词是什么类型的,是否表述本质等等。谓词涉及到对论辩主题的理解,“我们必须依据一个定义来进行论辩。”“不确定一个含义等于没有什么含义,若字无含义,人们也就无法互相理解。”(《形而上学》)如果辩论双方对论辩的主题理解不清楚,显然是无法进行辩论的,即使进行辩论也是没有结果的,因为论辩的根本问题就是要确定在哪一点上论辩者驳倒了他的论敌。谓词也涉及到在整个论辩过程中对所提出的每一个命题的理解,如果对论辩过程中所提出的命题缺乏理解,就不知道对方的结论是怎样得出的,在此基础上,就不可能对对方的推论作出有效的反驳。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的定义理论看作是“论辩术”的原理。

    把定义理论看作是“论辩术”的原理的另一个理由是:定义理论是直言三段论的基础和核心。由于定义理论主要是研究谓词的,又称谓词理论。所谓基础是说:主谓式命题是构成三段论的材料;若研究主张相反论题的论辩者的对话形式中的主谓式命题,就会对“什么样的陈述句是已给出的陈述句的矛盾句?”这个问题感兴趣,因为“两个相反的叙述显然不能同时都真,另一方面,也不能都是假的”(《形而上学》)。这有助于解决论辩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导致了对当关系学说;在定义理论的讨论中还预见了三段论的公理;预见了间接还原法学说;预见了全称肯定命题的换质位学说。

    3.“论辩术”的原则。从原则上说,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是“论辩术”的基本原则。从芝诺的“归于不可能”的论证方法中就可以看出,这种论证方法必须以承认矛盾律为基本的前提。论辩的其它原则诸如:正确地提出和明确地表述论辩的问题或论辩的命题的原则;论辩的问题或论辩的命题的“可争议性”原则。这条原则是说,论辩中甲方提出的问题(“论辩的问题”)必须是可争议性的,相应地,乙方在回答中所断定的命题(“论辩的命题”)必须是有人主张的。“没有一个清醒的人会断定一个无人主张的命题,也没有人会提出一个一切人或多数人都十分明白的问题。因为后者不容置疑,而前者是没有人会同意的。”(《论辩篇》)再如:论辩问题或论题的“可选择性”原则,如“凡是耐久的东西总是比不耐久的东西更可取”,“为自身而选择的东西比为别的某物而选择的东西更可取”等(《论辩篇》)。还有论证的“可靠性”和“可信性”等等。

    4.“论辩术”的方法和策略。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论辩方法包括定义和分类方法、演绎论证方法、归纳和非三段论形式的推论方法以及驳斥谬误和诡辩的种种方法。《论辩篇》是一本公认的指导人们从事公开论辩的指南。他开宗明义地说:“这篇论文的目的是寻找一种探索的方法,使我们能够就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被普遍接受的种种意见进行推论,而且当我们要对付某一论证时,避免说出一些不利于自已的话。”他还说,“掌握论辩的推理方法”,“这就是我们这篇论文要达到的目的”(《论辩篇》)。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论辩篇》的附录《辨谬篇》中对谬误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对谬误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研究谬误的观点却与众不同。《辨谬篇》的直译名称是《论诡辩式的反驳》,他认为,“反驳”是论辩中的一种重要的论证方式,他说:“不预先讨论推理就讨论反驳,那是荒谬的,因为反驳也是推理的一种。”(《辨谬篇》)他把谬误看作是“反驳”的错误应用,是错误的“反驳”,似是而非的“反驳”,称之为诡辩式反驳。他把对谬误的研究看作是对推理研究的继续,他写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反驳的各方面研究而找出消除诡辩式反驳的方法。在他看来,若要破除诡辩式反驳,首先要了解论辩中的反驳者可能选择和采取的策略。他列出了五种这样的策略:1)堂堂正正地反驳;2)证明对方说谎;3)诱导对方陷入自相矛盾;4)诱使对方产生语法错误;5)使对方陷入唠唠叨叨(参见《辨谬篇》)。其次,要掌握不同策略中的“反驳”方法和技巧。指明了反驳的途径:检察推理是否正确(反驳论证方式);推翻其前提之一(反驳论据);指明结论是假的(反驳论题)(参见《辨谬篇》)。在亚氏列出的不同策略中,所使用的多数方法和技巧都是诡辩术。他认真地研究诡辩术,似乎隐含着这样的看法:运用诡辩的手法来破除诡辩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论辩方法中,还提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有助于在论辩中不正当取胜的论辩方法。比如,如何隐藏论证的方向(参见《辨谬篇》、《论辩篇》)等。

    5.“论辩术”的对应物──“修辞术”。《修辞学》的第一句话是:“修辞术是论辩术的对应物”。讨论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不能不提到他的“修辞术”(rhetoric)。他认为“修辞术”和“论辩术”都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而是所有试图批评或坚持某一论证,为自已辩护或控告他人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所使用的一种技术或技艺。他为“修辞术”下的定义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技能。”(《修辞学》)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术”中,作为“说服”手段的论证,是以推理论证为躯干的说服论证。“在种种说服论证中,有的不属于技术范围,有的则属于技术范围。我所说的不属于技术范围的,指的是不由我们提供的预先就存在的说服论证,例如见证、拷问、契约等一类的事物;所谓属于技术范围的,指的是凭借修辞方法和我们的努力才可以达成的说服论证。前者是说服者可以拿来现成利用的,后者则有待于我们去发现。”(《修辞学》)在有待于我们去发现的说服论证中有以下三种形式:信誉(ethos,原意为性格、气质)证明;情感(pathos)证明和逻辑(logos)证明[3]。逻辑(logos)证明指的是说服论证本身,即运用逻辑论证的方法从实质上或形式上证明论点的真实性和可接受性。在这方面,“修辞术是论辩术的一部分或者是同类的技术。”(《修辞学》)从总体上说,用于说服中的推理与用于论辩中的推理的区别是:前者采用叙述的方式而不是问答式,没有问答双方反复的辩难和答辩过程;前者所陈述的前提为数不多,熟知的前提不用摆出来,比后者更为简约;前者的应用场合比后者更加日常化,涉及更多行为和价值方面的论题。具体有两种形式:演说式三段论;例证式归纳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说服者必须针对可能遇到的问题搜集大量的论证材料,然后按着不同的论证格式将它们归类,以备讲演时参考。这样区分出的类别称为“部目”(topic或line ofargument),他把部目分为“通用部目”和“特别部目”,部目分的越细,可供选用的论证材料就越多,列举的事例就越接近论题,演说就越显得自然而有说服力。亚里士多德列举了4个通用部目,28个特别部目,内容十分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