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希腊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历来被人们看作是希腊哲学之后没有多少建树无足轻重的一段学术低谷。但是,新的研究表明,晚期这个界定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不能等同于学术理论上的低谷,或是希腊哲学达到顶峰之后的一个尾声。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很大其间学派林立,代表人物众多,学术思想纷呈,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从这一时期伦理思想的变化揭示其所包含的深刻内容和学术价值。

    一

    著名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对于晚期希腊哲学的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亚里士多德以后整个时期哲学所继承的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更确切地体现在:在这个沿袭前人并无创造力的时代,形成研究中心的完全是个人伦理学。”(第221页)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晚期希腊哲学家不容回避的伦理价值问题。

    古典希腊时期的伦理学侧重于社会,当然,这不是广义上的社会,而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城邦国家。这种伦理学要求公民必须为城邦的生存安危而承担应尽的义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资格是人类品格的顶点。因此,他们着重强调,人的美好生活必须通过参与国家的生活才能实现。在这个伦理架构中,“人是城邦的动物”(亚里士多德)。个人只有作为一个政治动物,作为城邦或自治的城市国家中的一分子,才有生命存在的价值。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在所有的科学中,政治科学是最高的主宰,个人的伦理价值是从属于政治目标的,伦理中追求的最高的善,必须围绕着政治这一最高主宰和最有权威的目的而展开。他把每个公民的善的价值根基建立在城邦政治的要求之上,把忠诚、勇敢、献身于城邦看作是公民美德的标志。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一种城邦伦理学、公民伦理学。

    在古希腊,独立于社会的个人概念尚未出现,个人的本质是“在某一个共同体之中”。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善取决于个人在城邦中的活动,因为人的本质只能通过共同体来界定;而在政治学中,城邦的善又只能通过公民的善来实现,因此,没有独立于城邦而言的个人意识,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只是一种个人服从于社会的单向度依存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邦伦理所推崇的公民美德,是泯灭个性的道德价值,它仅仅以单一的尺度去把握丰富的个人生命意义,为城邦而战,为公共群体而生活,几乎成了至善的代名词。个人生命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价值,则被城邦共同体的政治利益所遮蔽了。

    然而,特定时代的伦理价值,必然反映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城邦衰落之后的希腊化世界里,城邦伦理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人们不得不深入追究自己内在的独立的生命意义,不得不寻求人生的终极价值和恒定的精神依托,这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深刻的价值观念变革。处于这样的社会境遇中,晚期希腊各主要哲学学派都对那种以政治利益为最高的善、全然抹杀个人利益、淹没个性偏好的城邦伦理进行了批判,并且提出了建构个人价值的道德原则,要求充分肯定个人价值,崇尚个人美德,高扬个人的独立生存性和基本权利。

    伊壁鸠鲁学派提出,要以个人利益为个人价值的评价尺度,以寻求美好生活为准则,教导人们去体验个人的感官快乐,指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主张人们从毫无益处的公共生活牵累中隐退。伊壁鸠鲁指出,只有可感知的个体事物存在,个体的感觉是衡量伦理价值的标准,“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幸福,而以感觉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第欧根尼·拉尔修)。他认为,聪明人是不会和政治打交道的,个人的美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标准。这种认为公共政治生活毫无意义、反过来关注个人利益的价值取向,是对希腊古典哲学无法应对希腊化世界大变动的价值危机所做出的选择。黑格尔评价说:“伊壁鸠鲁的实践哲学的目的,和斯多亚学派一样,在于自我意识的个别性;因此他的道德学也是怀着同一目的,就是精神的安然不动,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一种完满无亏的、纯粹的自我享受。”(第73页)对政治生活的回避,是晚期希腊哲学对于公共政治吞没个人独立价值的反抗。

    怀疑学派为抵制城邦伦理的绝对化,运用认识相对性的论证,干脆做出了“悬搁判断”的选择,消解了人们对以往价值观念的那份执著和虔诚,主张不受任何外在于个人的价值判断的左右。在怀疑学派看来,“任何一个都和与它相反的东西具有同样多的价值和效力”,换句话说,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都有同样充足的理由,都同样可以相信和不相信,因此,我们的意见完全是主观的。我们也许永远作不出任何判断,我们永远不能说“那是如此”,而只能说“在我看来,那是如此”(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为此,他们也直述其内在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以个人的立场和眼光,而不是某种共同体的利益评价尺度,做出与众不同的独立价值判断。在他们看来,利益是私人享有的一种感受,一切社会安排是否正当是根据这种利益来判断的,社会安排充其量只不过是保证使最大限度的私人利益得以实现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独立性得到充分的肯定,而社会的价值观却被悬搁起来不予理睬。在这些学派中,对于城邦伦理进行摧毁性批判的是犬儒学派,他们比任何其他学派更有系统地反对城邦以及城邦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等级划分的格局。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第欧根尼选择了落拓不羁、最粗陋贫穷的生活方式,并认为这种极少需求、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就是顺应自然和个人自由,可以抵御文明和欲望对个人自由的损坏。(汪子嵩等,第570页)他们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满自足的。只有在他的能力、思想和品质范围内的东西,才是构成美好生活所必需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无关紧要,包括财产、婚姻、家庭、公民身份、学识和声誉,简言之,文明生活所恪守的一切信仰和习俗。他们否认城邦共同体为公民所规定的一切,主张从个人自己的立场出发去建构自满自足的生活价值。犬儒学派不仅是以一种批判的论点,更重要的是以特有的反社会文明的行为方式来强烈地表达他们的反抗意识和个人道德的独立性。

    斯多亚学派正是在犬儒学派摧毁城邦伦理的基础上,开始在理性的层面上探索个人的价值定位问题的。从传统的社会共同体中游离出来的个人,突然陷入了一种孤立无助的境地由作为政治动物、作为城邦或自治的城市国家一分子的人,开始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人。他不仅要考虑个人如何来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也要重新考虑同他所面对的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应该把个人的伦理价值定位于理性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建立在非理性的感觉基础上。因为“虽然万物都服从世界的普遍规律,但人足以凭借他的理性认识这些规律,并自觉地服从它们,这是斯多亚派的道德理论的主导思想。他们的根本原理总的来说就是依照自然而生活。”(策勒尔,第235页)在这一背景下,斯多亚学派把哲学的任务界定为个人生命追求的教育和安慰,竭力主张个人超越世俗的影响,独立自主地选择属于自己的个人美德,为自己塑造具有明显特征的个性人格,这显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步。

    二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建构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念,为个人的美德修养提供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晚期希腊的各个哲学流派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首先,界定个人美德新的内涵。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不论属于哪一家学派,都把注意力放在个人伦理学上,关注于个人美德的培养。他们塑造模范人物的画像时,着重刻画的是这样的典型:“不是为伟大的目的而工作而创造,而是了解如何把自己从身外世界解脱出来如何只在自己身上寻找幸福。”(文德尔班,第223页)为了排除外部世界对人的自我独立意识的干扰,他们一致主张个人美德的内涵就在于内心的宁静。

    伊壁鸠鲁按照他的理想明确地提出了一些生活的戒律,旨在使个人摆脱偏见和限制自己的欲望从而获得一种知足,并独立于外部世界。他自己也过着一种不寻常的有节制而自足的生活,并宣讲知足的准则。他指出,即使在天然的欲求中,也只有一部分是必要的,而大多数欲望则是不合天性的和无益的。

    怀疑学派提出,“一个人要生活得幸福,必须弄清楚三件事情———事物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对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以及这种态度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对于前两个问题,我们只能回答说,对事物的本性我们一无所知:因为知觉向我们揭示的并非它们真正是什么,而只是它们呈现是什么”(策勒尔,第260页),“所以,悬搁判断是对待事物的惟一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保持这一态度,那么,就像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单凭这种态度我们就可以达到恬淡寡欲或淡漠。因为,不论是谁,只要他否定认识事物的可能性,就不会把一个事物看得比另一事物更高。他将不会相信任何事物本身有什么好或坏,却要将这些观念归诸法律和传统。他将对其他一切都漠不关心,他的惟一目的将是要求获得高尚的气质或美德,并因而将在恬静中找到幸福。”(同上)

    斯多亚学派以一种十分执著的态度,深刻揭示欲望与需求之间的强烈反差,然后通过激烈的心理冲突,进行自我克制的磨练,战胜自己的感情冲动,进而达到屹然不动、冷漠无情的境界。通过生活方式上的艰苦训练,培养人们用理性安排生活而不被感觉所左右的自制能力,目的是为了达到自足的境界。他认为,既然我们可以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生存并感到满足,那么,无论命运强加于我们的打击如何,也无法使我们动摇。通过自我克制能力的严格磨砺,才有可能进入斯多亚学派的理想境界。

    这一时期各个学派所追求的美德,都是要达到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达到一种不为外界纷乱干扰的自足与安宁,只是在如何实现这一境界的途径上有所分歧。在怀疑派那里,悬搁判断、不置可否可以超然物外,求得心情宁静;在伊壁鸠鲁学派那里,没有一切欲望的快乐具有更高的价值。伊壁鸠鲁对于欲望作了三种区分,一种是生存所必需的,一种是空虚人为的,一种是无可无不可的。应该摈弃的是第二种,对第三种必要时可以摈弃,但也可以满足。他们认为能得者决不放弃,得不到不可能得到者也不动心不生气,从而达到恬静状态。斯多亚学派则与之不同,他们客观地分析世事烦恼在人们内心的反映,承认人们内心深处存在的矛盾冲突,进而肯定了克服这种冲突的英雄气概,既体现了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影响也展示了一种精力充沛、顽强奋进的人格力量。

    其次,为个人美德建立坚实的价值根基。在城邦的价值根基被冲垮之后,如何找到更切实际又能支撑人们全部生活意义的目的,这是人生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古典时期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区分了自然与社会,但当时仅仅把社会(Community共同体)理解为家庭、村社、城邦,而城邦在共同体中又居于最高的层次,因此,为维系这个最高的社会共同体而设计的城邦伦理,当然也就具有了它的崇高价值。但